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制定已进入“深水区”

                                               ——专访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王仲颖

   2012年2月23日，国家能源局同意依托国家发改委能源所成立的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正式挂牌，这是一个“国字号”可再生能源研究智库。之前，中国政府下属研究所、大学、各类协会相继成立过可再生能源研究机构，但国家级智库一直空白。

近日，南方周末记者专访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能源所副所长、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主任王仲颖。

王仲颖

南方周末：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王仲颖：中国要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政治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但中国跟德国、美国这些发达国家搞可再生能源最大的差距在哪儿？是缺乏一个具体的、可操作的、结合国情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体系。　

为了发展可再生能源，美国有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德国做能源转型战略，丹麦政府宣告2050年摆脱化石能源的发展战略，这些国家均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做前期研究。中国要发展绿色能源产业，到底制定什么样的战略和政策？如何建立科学的决策支持系统？这都是需要人力、时间和资金。新组建的“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就是一个国家级可再生能源智库。

南方周末：可再生能源产业在中国规模发展也有几年时间了，为什么现在才成立这个机构？

王仲颖：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制定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十几年前，可再生能源一张白纸，只要有一个想法，没有那么多关联，你可以很容易决策发展几千万千瓦，但现在不一样了。以制定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政策为例，能源主管部门制定的电价不一样，国家补贴就不一样，它对整个国民经济、对各行各业会造成哪些影响？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涨的太高了，现在是4厘钱，会不会造成经济负担或倒退？包括现在外界说的可再生能源并网有问题，但并网真的有问题吗？

可再生能源发展到今天，任何一项政策的出台与科学决策是分不开的，这些支撑决策的计算、分析、平衡需要模型和系统分析工具，需要做大量的前期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只会越来越复杂，是拍脑袋拍不出来的。

南方周末：最近盛传今年将可能推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你怎么看这项新制度？

王仲颖：中国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前还不是技术的问题，是一个体制和机制问题。我个人理解，体制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等到体制改成功了再搞可再生能源，那一切都晚了，所以施行可再生能源配额制，就是在现有体制下打破利益格局，重新调整利益相关方，重新平衡发电方、输电方、地方政府和用电方的利益，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来搞可再生能源。

南方周末：现在的利益分配情况是怎样的？

王仲颖：施行配额制就在地方政府愿意接纳可再生能源，发电商也愿意去开发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情况下，国家对发电企业、电网企业、地方政府三大主体提出约束性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要求，从国家整体利益出发，创新一些政策机制来平衡各方利益集团。这个过程肯定有人利益受损，有人因此得益，但国家整体利益最大化是最重要的。

南方周末：目前有哪些体制在制约可再生能源发展？

王仲颖：举例来说，体制上的困境已经使现有的基础设施——比如电网——没有发挥出其支撑清洁能源发展的整体优势功能。这涉及到电力体制改革。电力体制要怎么去改？什么时候改？现在都不清楚。

电力体制改革按原先设想的要形成竞争的电力市场，实际上并没有竞争起来，输配电也没有分开，电力调度是电力系统的核心，从电力的普遍服务特性和最优调配电力资源的原则来看，调度应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目前调度依附于电力公司和电网公司，全国又是三家各自垄断的电网公司，这就造成了风资源丰富的内蒙古风电无法送到电力负荷高的京津唐地区。

南方周末：关注中国的可再生能源发展，下一步的着眼点有哪些？

王仲颖：关键是国家正在制定的“十二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类似于配额制这样的政策以及其它的法律法规，能不能陆续尽快出台。这也是对国家可再生能源中心的挑战。我们现在要加强可再生能源发展决策支持的基础研究，积极开发模型系统、信息分析平台，建立一套科学的决策支持系统。